英雄的認知與英雄崇拜

對於英雄的認知，還是有著不同價值認定的討論。

過往，對於英雄人物的描述，總是具有超然的神聖人格，像是擁有氣吞山河、威懾四海的本領，還具有滿腔熱血與一身的忠肝義膽，講究氣節與操守，並擁有崇高德行、珍貴精神和不朽之功業，更重要的，要有為正義公理獻身的偉大情操。從歷史課本中，我們不斷的看到具有英雄氣概偉大人物：盡忠報國的岳飛、正氣浩然的文天祥、鞠躬盡瘁的史可法、民族英雄鄭成功、血染黃花的林覺民……，這些人被描述成具有高貴的民族情感，而且絕大部分都是「捨生取義」或者是「壯烈犧牲」。透過建碑蓋廟，所有的社會意識(或是說被建構的意識)，都崇敬這些偉大人物，所有的教育機制也時時勉勵大家，能夠向他們效法看齊。

在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英雄與英雄崇拜》中，卡萊爾把英雄視為領袖群倫、具有超凡入聖的精神特質的先知或神人。英雄分成六類人，「帝王」如克倫威爾、拿破崙、「神明的英雄」歐丁，「先知的英雄」穆罕默德，「詩人的英雄」但丁、莎士比亞，「教士的英雄」路德、諾克斯，「文人的英雄」約翰生、盧梭、彭斯。他這樣說到：「偉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們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樂。這光源燦爛奪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點燃的蠟燭，而是上天恩賜我們的天然陽光。……沐浴在這光輝中，所有靈魂都會感到暢快」。

李敖在《文星》第九十五期中，就有一段這樣的論述：從卡萊爾（Thomas Carlyle）出現以後，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言論，為一般的「英雄」定義，做了不少的修正。在卡萊爾眼中，不但神明、帝王等可以成為「英雄」，就是先知、教士、詩人、文人也不失為是「英雄」。到了今天的二十世紀，「英雄」的定義已需要更新的修正。一般什麼神明、帝王，早該踢出「英雄」的行列，而該代以美人、戲子、電影明星、ＴＶ的設計者、沙克疫苗的發明者、太空人、潛水人、試飛人……他們這些，才是新時代的「英雄」，他們比舊時代的所謂「英雄」要高明一萬倍、偉大一萬倍。舊時代的所謂「英雄」們，他們要整天砍別人腦袋、切別人指頭，才能成為「英雄」，然後發動大量的文警，製造宣傳，使人們對他們「愛戴」「崇拜」，誤以為他們是「英雄」。但是新時代的「英雄」們，他們卻不這樣，他們直指人們的內心深處，使人們從心底發出對他們的愛戴崇拜，不再砍殺流血，也不需要斷頭臺。他們只憑他們的智慧、好心、靈巧和美麗，再加上對人無害的成名欲望，交織成一個百花齊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是和平式的發展抱負，運動會式的公平競爭，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的操守，為目的而又考究手段的道德。新時代的「英雄」們，使人們皈依自己的方法不靠武力、不靠特務、不靠強迫，也不靠鞭子。他們所靠的，完全是本身的可愛、本身的吸引人、本身的和平溫煦的手法。

這樣的觀點，在羅曼．羅蘭的《英雄傳記》中，把英雄當作靠心靈而偉大的平凡的人，有異曲同工之意。在H. Jackson Brown,Jr.與Robyn Spizman所著《人人是英雄》一書中(羅效德/譯)，從作家、哲學家、運動員等人物的勵志引句中，說到：人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蓄勢待發的英雄，又或者說，只要透過努力，擁有英雄身上所具有的特質，例如決心、勇氣與追求崇高品德，人人都可以是英雄。

當然對於英雄的正面描述是族繁不及備載的，美國的環球時報在2001年調查了美國人心目中的十大英雄，還特別針對英雄做了定義：

1.他們的貢獻超越了自己的職責；
2.他們在壓力下能夠英明決斷；
3.他們置生命、財富和榮譽於不顧；
4.他們在一項美好事業中名列前茅；
5.他們超越了自我。

至於前十名分別為1.耶穌；2.馬丁•路德•金；3.科林•鮑威爾；4.約翰•甘迺迪；5.特麗莎修女；6.羅奈爾得•雷根；7.亞伯拉罕•林肯；8.約翰•韋恩；9.邁克爾•喬丹；10.比爾•克林頓。這或許可以反應美國人對於英雄的觀點。

2003年3月5日，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有這樣的一個描述：今天，是毛澤東同志「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發表40周年的日子。40年來，雷鋒這個偉大的名字家喻戶曉、熠熠生輝，群眾性學雷鋒活動在全國城鄉蓬勃發展，雷鋒精神成為億萬人民的自覺實踐。雖然時代已發生很大變化，但雷鋒始終活在人民的心裏，雷鋒精神始終放射著奪目的光輝。

在文章內大力的宣揚雷鋒這樣的樣版的英雄人物，並且要大家學習雷鋒的精神，並且透過活動與媒體的渲染，還有很多的故事描述，當然探究其背後目的，一方面要讓民眾信仰其價值，還有助人的精神與高超的道德標準，透過學習雷鋒這樣的英雄，凝聚民眾的向心與對國家的認同。

這樣的例子讓筆者想到過去教科書中，被人十分推崇的英雄人物—吳鳳。

在楊牧所著《吳鳳》的詩劇中，可以看出其對於吳鳳偉大人格的信仰與推崇：我對文學的熱心大概永遠趕不上我對英雄人物的仰慕那麼堅決激烈。然而這些年來，我已經可以斷定，所謂英雄人物，不指為細故即勇於技擊流血的好漢；……吳鳳之義死阿里山，即是真正的的英雄事蹟。……所謂英雄，只有以仁愛和理性無限擴充他的人格以救贖他人的才是英雄。……我不敢仰望像吳鳳這樣自我犧牲的英雄典型，我也肯定昂林(註：詩劇中的土著)立志為阿里山求生路的人愛之心，他雖然未企及吳鳳的神聖人格，但他改過之後不禪改，則他已經高人一等。……吳鳳是救世的英雄，他求仁得仁死而無憾，……我想通過文學的形式來頌讚仁愛和理性，揣摩英雄的神情與風貌，檢討勇氣和信仰的本質，以及參與，奉獻，犧牲，和永恆的問題。【1】

小學課本裡，那位騎白馬、穿紅衣、戴紅帽，捨生取義，感天動地，讓原住民從此不再獵人頭的吳鳳，我想是許人的共同記憶，也是國小教育當中，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環，不過後來卻證明這樣的故事卻是虛構的。經過社會運動的抗爭之後，在1988年，小學課本裡便刪除吳鳳的故事。吳鳳偉大的英雄形象，是日本人編造出來，是充滿政治力的策略運用，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加以發揚光大，更將吳鳳塑造成積極改善原住民生活的官員。而為了突顯吳鳳偉大的情操，相對的也就把「番人」的凶殘與未開化加以強調，這樣對於原住民的不公待遇，確實值得從不同的角度加以反省。

同樣的以虛構的電影故事來看，「桃色風雲搖擺狗」(Wag The Dog)，當年曾引起廣泛的討論。故事描述了在美國大選的前十日，要競選連任的總統捲入了性醜聞風波，白宮的危機處理專家為了轉移民眾的注意力，與好萊塢的名製作人合作，以電影的手法，利用影像在媒體上虛構了一場美國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的戰爭及創造了一位戰爭中的英雄，而總統的誹聞案被這些事件掩蓋而順利當選。而真實的世界中，前任美國總統柯林頓，跟陸文斯基也發生了性醜聞風波，無巧不巧，這時的美國政府竟突然向恐怖份子發動武力攻擊，這也讓許多人產生了有趣的連想。但電影畢竟是虛構的，不過在桃色風雲搖擺狗一片中，我們到是可以深思一個問題，我們所認知的真實，是否都是從媒體建構的訊息得知呢？我們為了想要知道真相而去觀看媒體，卻會被媒體上各種被框架的訊息所引導。

法國導演Jean-Jacques Annaud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史達林格勒戰役為拍片題材，電影「大敵當前」對於媒體形塑英雄，還有英雄崇拜作為戰爭中不可或缺的信心要素，有十分深刻的描繪：主角瓦西里‧扎伊徹夫是一名獵人，遇上政戰官丹尼洛夫，在一慕危急時刻中，瓦西里彈無虛發的連續擊斃五名德軍軍官，主角神妙的槍法讓丹尼洛夫留下深刻的印象。接著丹尼洛夫向赫魯雪夫提議，將瓦西里塑造成狙擊手英雄以鼓舞士氣，透過軍中政戰系統與媒體的運作渲染，利用了愛國心與民族存亡意識，以及強化與神話瓦西里的英雄形象，藉以提升與維持士氣的不墜。片中有一慕令筆者印象深刻，在德國也派出另一位戰爭英雄肯尼少校，打擊了俄軍的不少士氣，瓦西里也在認知自己是英雄的幻夢的覺醒，，尤其多名同伴因他而死，瓦西里對丹尼洛夫將他塑造成英雄一事感到困擾，並開始排斥和抗拒。而丹尼洛夫對瓦西里說：身為英雄的事實，讓他沒有退路，他只能站在最前線，因為他是眾人目光的焦點。丹尼洛夫以小沙夏(片中崇拜瓦西里的小男孩)自願作肯尼的擦鞋童，提供肯尼相關的資訊，就是因為他深信瓦西里會擊敗肯尼。沙夏可以說是群眾崇拜英雄的具體代表，他熱烈期待並希望能夠促成瓦西里與肯尼少校的對決，這也反映了他對於英雄的崇拜與信心。

戰爭也是最容易產製英雄與英雄崇拜的時刻！例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不過對於英雄的認知，其悲劇性與是否為我族類也有很大的價值判斷。曾國藩為清朝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對於一個國家價值來說，可說是重要功績，但一方面他不是為漢族打仗，一方面他也沒有為戰爭壯烈犧牲，所以不見偉大英雄封號，只是一代名將；霧社事件的莫那魯道，可以稱為抗日烈士，雖符合壯烈犧牲的精神，也符合當時政治環境中對日本的敵意，卻也不見英雄的封號。

音樂家貝多芬曾經為其崇拜的英雄人物拿破崙，寫下了著名的第三號交響曲《英雄》，貝多芬原本是十分景仰拿破崙，以為拿破崙是唯一可以為歐洲建立共和、還政於民的偉大領袖。誰知拿破崙竟然在1804年稱帝，貝多芬才驚嘆又是一個利慾薰心的獨裁者。本來樂譜的副標內題上了拿破崙的大名「波拿帕提」，也隨之塗去。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空軍上尉柯林‧凱利在媒體的大肆渲染下，成了一個以機身俯衝美國軍艦，造成日軍損失慘重的大英雄。其實，凱利上尉並沒有做這件事，可是，因為當時美軍需要一位英雄來鼓舞他們的士氣，所以才把凱利塑造唯一個不畏犧牲的典範。後來，當戰爭接近尾聲時，日本空軍也開始採取這種自殺性的策略攻擊美軍，不過，這時，凱利的名字卻突然從媒體上消失了。原因是，如果我們依舊把凱利視為英雄的話，那日本飛行員不全都成為英雄嗎？要我們承認敵人是英雄，那是不可能的。(Lawrence LeShan，劉麗真/譯)

在台灣新聞報2002.11.13的社論中，從選舉的角度論及英雄與英雄崇拜：台灣選舉間有沒有英雄呢？當然有，選民本身就是成就政治人物擁有舞台的幕後英雄。英雄是應該受到尊敬，但是台灣人不會尊敬幕後英雄，不會去管那個選民支持那個候選人；台灣人只崇拜他們崇拜的候選人。英雄與英雄崇拜，孕育出台灣獨特選舉文化。台北市長馬英九就是英雄與英雄崇拜的典範之一；陳水扁、宋楚瑜等人也可以作如是觀。李登輝則屬於另一層次的崇拜。不過，崇拜或不崇拜與年齡、性別、政黨意識無關。自有人類以來，即有英雄，英雄可以塑造，可以美化；英雄崇拜也可以堆砌，可以昇華。任何國家都有英雄與英雄崇拜，就算是再爛的國家也一樣。古巴卡斯楚是一例。美國人最崇拜戰爭英雄了，波斯灣戰爭期間，美國人對鮑爾的崇拜幾近風靡，著迷程度令人咋舌；此外，國家愈動亂，愈容易激發英雄氣慨，例如若非布希總統反恐戰爭打得漂亮，激起美國人愛國心，共和黨期中選舉可能慘遭滑鐵盧。然而，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可沒個準兒，時運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在南方朔《另一種英雄》一書中，則看到對於英雄定義的另一種理想性：現代社會已經是個不再能夠產生英雄的時代……煽動家的時代早已結束了，「意識形態」早已瓦解，假借「道德」等高帽子來蠱惑別人，其實則是為了自己那不敢述說出來的目的服務的人已失去了舞台。…以前曾燭照過歷史黑暗的許多事務已不值得再信賴，現代人必須找另外的標準，必須找另外的英雄。【2】

《另一種英雄》介紹了一些所謂的新時代英雄，南文的序中提出：本書所選擇的這些英雄，都是台灣一向不熟悉世界人物，有些在朝，有些在野。他們雖然不能代表近代全部的英雄人物，但卻足可稱之為典型無疑。「典型在夙昔」，他們留給後人的，多過這個世界曾經給予他們的。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2】

不似南文這樣充滿理想化的英雄認知，還有許多人對於英雄的定義作出了不同的見解與看法，時下對於一些運動員、高收入者，也可能能產生英雄的崇拜情節，甚至在不同的小團體內，族群的認同性，在法律與道德不被允許的，但同樣可能產生英雄崇拜，例如對於殺人、飆車、黑道這些事來說，也可能產生不同英雄崇拜面向，例如當年陳進興事件，甚至引發部分青少年的認同，但這些畢竟無法成為主流的英雄價值認同。但不可諱言的，從小人物可以成為英雄的論點，還是具有英雄偉大精神的特質，又或者是虛構的英雄人物，只有在符合社會期望、價值、認同與政治正確目的同時，才有可能在當下成為出名的英雄，並不斷利用媒體來進行說服與推銷。

【1】楊牧(民68)，《吳鳳》，台北：洪範書店。
【2】南方朔(民76)，《另一種英雄》，台北：九大文化。